高中时的旧文了，现在看看似乎那会的文采其实比现在好？……汗死。虽然这并非我的BL文的处女作，但的确也是很早的东西了，那时对BL的感觉还是满CJ的。
主人公的设定是：小攻是日本人，小受是中国人，SO……如果有特殊情结的就请不要往下看了，但也请不要在没有看过文章的情况下就对我进行人参公鸡，你可以选择不看，但如果你要评论请务必看了再说，那时即使再说什么我也不会介意的。

我的抗日战争

四五年的夏天，很热。

 

 

所以我莫名地有些心浮气躁，起来喝了杯水又回去睡了。水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这也难怪，凡是艮一碰过的东西总有这个味道。我疑心他走之前就用 这个杯子喝过水，于是鬼使神差的将那略有些扎人的掉了瓷的杯口吻了一遍,总能碰到他的嘴唇吧。最近艮一有点若即若离的。

 

 

天还早得很，若是在半垅村的田埂上，头遍鸡叫还听不到呢，我想。那么早，艮一有被叫去开会了，而且这些天长官的头疼病犯得厉害，他这个随军医生吃香得紧。至于长官头疼和会议频繁的原因，艮一不说，我也能猜到大半：这里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反攻阶段，日占区好多地方已经教八路军或新四军攻陷了，满世界都在打仗，我管不着也管不了，日本的“盟友”已经相继垮台了，就剩它还在死撑。不过艮一私下里跟我说一定撑不了多久了，六号广岛扔了颗原子弹。

 

 

“原子弹是什么？”我傻乎乎地问。

 

 

“是种很可怕的武器。”艮一当时简单地回答。我追问。他就缓慢而冷静,甚至是冷酷地描述了那玩意儿爆炸后的惨状。在说到受辐射后的母亲会生下畸形的婴儿时，我感觉到艮一抚在我腰上的手指悄悄离开，好象怕他也忽然生出八手八脚吓着了我一样。

 

 

我不怕，真的。

 

 

我不怕原子弹，反正是死，那和被人戳上一刺刀也没什么不同。也许还不会有血，冰凉而粘稠的。我也不怕什么八手八脚嘴角裂到耳根的婴儿，我不会生孩子，因为我是男的。

 

 

“你不用怕，他们不会把原子弹扔到中国来的。”艮一的话让我有点想笑，但我没有。我很想告诉他我不怕，因为我爱他，不过我忽然有点担心，好象此刻任何一种感情，包括我的爱，都会成为艮一的负担一样。或者，它跟这样一场战争相比，绝对是微不足道的。

 

 

战争……吸收了太多的生命力……我很奇怪艮一还能分出精力来爱我。也许艮一随军并不是爱国的缘故，否则为什么他在描述广岛的情景时，像在背报纸一样，不带什么愤怒，倒是有些疲倦。那晚我们就是在这种乏味的疲倦中相拥着睡去。艮一谈话时撤开的手指又在他睡着前习惯性的抚到我腰上，那样的抚摸……像梦游，无意识的。

 

 

昨天半夜出了点事，不知怎么搞的有哨兵夜里吹了警笛。于是那班兵都逃命似的钻出帐子，刺刀稀里糊涂地撞在一起，叮叮当当的，在夜里听来有点滑稽，像凉水流进耳朵里，后来才搞清楚哨兵以为新四军半夜来扰营，实际上是附近兵工厂的工人半夜约了出来撒尿。

 

 

日本人现在好象是挺怕的，不是被打怕了，倒像是吓怕了。兵们也是人，真上战场谁也不会想到如何死得壮烈，姿势如何凄美，大家都想活下去。

 

 

我也想活下去。

 

 

最好能和艮一一起活下去。

 

 

那天艮一又出去开会，有几个鬼头鬼脑的日本兵路过我的营房，在门上溜达着朝我挤眉弄眼，嘀咕着写我听不懂的话——但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什么正经话。后来艮一回来赶跑了他们，从他的表情我看出他很生气：那几个家伙说不定是想占我便宜。

 

 

我并不生气。这里找到慰安妇并不是多困难，那几个人未必会真拿我当回事。也许只是好奇，想看看他们的军医所嗜好的到底是怎样的。不过，紧要的是：我知道那样也不会死。

 

 

只要不死，就有可能和艮一一起活。

 

 

我不想再被扔下，孤零零的。就像那时候一样。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好像和艮一在一起之后，由于接触各式药品的缘故，我的记忆力有些迟钝了。那么，还是从头想起吧……

 

 

 

 

 

半垅村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也许是因为那段日子，我和艮一才会在一起。

 

 

村里几乎没有男人。听娘说，男人们都被“黄狗”们抓去了。后来我遇到了那男人，才知道“黄狗”指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帮着小日本杀共产党的家伙。也许我的爹爹被抓去也成了“黄狗”，但我不怪他，天下打成了一锅粥，大家还不都是被哪个头头抓去便成了在哪儿混饭吃的可怜人。说不定我爹死在哪条壕沟里，还不知道打死他的是哪个党。

 

 

我当然不记得爹了。我是遗腹子。唯一清楚的，是我有一大群娘。半垅村的一大群年轻寡妇们都管我叫儿子。她们看着我吃饭的时候，眼睛里都有一种可怕的光，好像恨不得我立刻长成一个膀大腰圆，大步流星，声如洪钟的男人。她们心目中的男人。

 

 

可是，我就是我，我不是一个可以为这个村撑起一片天的男人。

 

 

我十六岁时，娘带我去赶集，还有人猜我只有十二三岁。那天村东头的庚娘子，坐在扁豆架底下和娘一起剥毛豆，瞄着我不住地叹气。然后又开始絮叨：她那个丈夫十六岁时已经可以抱起院子里的石碾子了。娘只是苦笑。

 

 

我装着没听见，心里想：那样的男人是怎样的……村口出去一里多，来了个敲钟的男人，听说是从“黄狗”那里逃回来的。我特意跑去看了，是个瘸子，又干又黑又瘦，三十多，但有人说他六十也有人信。

 

 

真正的男人，那群娘所期待的男人，是怎样的？

 

 

我十七岁那年，找到了答案。

 

 

他叫刘向东，听说是因为热爱一个叫毛泽东的人，参军后改了名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简直吃了一惊。那时他站在大太阳底下，脱了青灰色的军服，边撩着小白褂的下摆擦汗边向几个村民打听路。我从没想到同样是男人，有人可以长成那样一副铁铮铮的身板。褐色的皮肤上，每一颗汗珠，都在热辣辣地发光……他的笑声真亮，脚步扎实得像会把地踩出坑儿……

 

 

好像只为了看他的脚步，踩一踩他的脚印儿，我参加了这支行军过半垅村的队伍。

 

 

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他们的名字叫八路军。

 

 

刘向东是我的班长。他跟我说了很多事，包括“黄狗”，包括日本兵，还有一些我搞不清的国内国际形势……不过我喜欢看他说这些时严肃又兴奋的表情。

 

 

他是个真正的男人。我不是。男人和男人是（可以）不同的。

 

 

我渴望了解一个真正的男人所有的一切。而我唯一能把握的，只有刘向东。

 

 

我们成了非常好的弟兄。我几乎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他身边。那些跟他有着同样硬朗挺拔身躯的男人们有时会摸着我的头，爽朗的笑着说：“嘿，小鬼！”

 

 

然后他就解围似的拦开那些过于粗大有力的手，也笑着说：“小鬼嘛……”我低着头，像被主人摸着头的猎狗，我能感觉到那种战争所孕育出来的，能把人与人无条件地联结起来的友情。

 

 

但我对他的，似乎又有些不同。

 

 

后来艮一告诉我说那叫恋爱，那么，这算是我的初恋吧，对另一个男人的，真奇怪。但当时的我只是感到异常真实的冲动。

 

 

一场大雨使外出巡查的我们与部队走散了。等雨停后，我发现我们站在陌生的茅屋里，主人或许是逃匪逃了多时。屋里的稻草沾到了湿气，有点发霉，但这股熟悉的庄稼的气味让我心安。

 

 

半夜，我隔着薄薄的稻草抱他。稻草茬在我们之间，我被刺得很疼，不知道他什么感觉。我记得之前他跟我说过的一些趣闻。他说过有一回他们打了胜仗，附近村的百姓们欢天喜地地来欢庆。一个很泼辣的姑娘，眼睛黑得发亮，逮住了一个战士就抱住“叭”的亲了一口。

 

 

那个 战士当然就是他罗。我从他当时的腼腆又得意的神气可以看出来。看得出他很高兴。也许那只是出于一种纯朴自然的感激，但他仍为肌肤的接触兴奋。于是我也试着这么做了。

 

 

于是刘向东扔下了我。

 

 

他像个胆小的逃兵一样逃离了我的身边，惊惶失措，像见了鬼……

 

 

他害怕的表情，真难看。现在我想起，有点想笑……他是那么热烈地歌颂着爱：爱共产党，爱中国，爱人民，爱天爱地，爱红彤彤的太阳……甚至整个八路军队伍都整天地笼罩在这片单纯而火热的“爱”里……他说他爱毛泽东。

 

 

可是，他不敢爱我。他为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丢下了我。

 

 

所以他落荒而逃。

 

 

 

 

 

我迷路晃荡到了附近的村子。他们因为我一身八路军的军装而收留了我。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我的队伍。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多少渴望回归部队的感觉。于是只是呆在那里，直到一批说着我听不懂的话的兵开着大卡车来，把我和一群村里人抓走。

 

 

后面一群女人在哭着追。我忽然想到也许我爹被抓走时我娘也是这样子的，于是想到了娘，就哭了起来，叫娘的名字。同车的男人们先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然后就开始同情起我这个“没了娘”的苦孩子，用他们带着泥土味的粗糙大手擦我的眼泪，茧子把我的脸弄疼了，于是我更起劲地哭，甚至到了日本兵的部队驻处，我被赶下车时，仍在不停地哭。我知道这很丢脸，同时庆幸我没有穿着八路军的军服，否则传出去，八路军会被人笑死的。

 

 

好多日本兵惊奇地看着我，大概在一大堆沉重到麻木的表情中，我是新鲜而特别的吧。其中一个站在后面些的，黄色的军服外面罩了一件雪白得刺眼的大褂。他盯着我，因为我是特别的。

 

 

那一大群黄军服中，他也是特别的。

 

 

他就是艮一，我遇见他那年，是十九岁。

 

 

那是1940年。

 

 

我们先接受身体检查，有一个小伙子因为右手前臂骨错开了一点，不能拿住东西，木棍儿夹在指间就嗦嗦的滑下去。日本兵用皮靴踹了他一脚，几个人上来把他带走了。我想也许他们放他回家，有点羡慕。说是检查，实际上只是看看你能不能干活。所以我想也许我会被放走的。

 

 

我果然也被带了下去。那个像判官似的端坐在那里的医生，顺手拿了桌上的一块纱布给我。他看着我的脸皱了下眉头，那时我的脸恐怕早已因为大哭而布满了灰沟似的泪痕。我没有舍得用那块纱布，那个如今我已经见惯了的东西在当时我看来，简直精致极了。还有一股不同于青草味儿或是泥土味的气味。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福尔马林，它本来是要用来浸泡我的肢体的。

 

 

我见到了那个前臂骨错位的小伙子了，那样一个蛮结实的大男人，缩在墙角里咬着牙呜呜地哭，听上去反而像怪怪的笑声或是打噎。他看见我，露出神经质的笑容……

 

 

他说或许我们可以泡在一个大瓶子里。听得出他努力想在一个比自己小的男人面前显出勇气，但结果他的嗓子却又尖又凉，像有粘粘的口水在喉咙里。他是害怕的，我也害怕，但害怕也没办法。我命令自己去想别的事，结果又莫名其妙地想起戏文里江洋大盗临死前爱对刽子手说的话：“兄弟，活儿利索点！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还不满二十岁，我唯一希望的，也只有他们“活儿利索点”了。我很快哭累了，隐约睡着时还听见那小伙子苍蝇哼哼似的哭声，感觉像在某个牛棚里。

 

 

第二天我得以洗了个澡，水有股奇怪的味道，有点像娘用的皂英，又不全像。我被两个戴口罩的兵架着走。在一条阴森森的走廊里，他们停下，向半空中敬礼。我抬头，很吃力地在由上而下的阁楼梯板上看到那个雪白的人。他慢悠悠地往下走，梯板发出老鼠一样单调的“吱吱”声，边走边硬生生地从手上扯下一层皮一样的东西，带着血，恶心极了。

 

 

看样子他是个官，我记得在八路军里听到的说法，大意是日本鬼子官越大，心越黑手越毒。看样子不错。那奇怪的皮手套上的血，说不定就是某个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的。

 

 

我感到愤怒，同时又因不能像热血男儿一样冲上去，像英雄那样杀了他而羞愧。在这样可怕的气氛下，我发现当那种八路军口中的“英雄”是相当不简单的事。

 

 

至少我做不到。

 

 

这个医生和架着我的兵说了几句话。于是他们又转身架我回去，走出大楼门口时，我看见广场上又有一辆大卡车，一大群和昨天的我们看上去没多大差别的人僵硬而缓慢地走下来。他们有人看见我，露出怜悯而恐惧的表情……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可怜我，因为此后我的日子还不错，至少比那些在矿井里和铁路上作工的人好，当然更比那些泡在大瓶子里的尸体好。

 

 

他们也许对那节错位的前臂骨更感兴趣。

 

 

第三天早上，那个医生来看我。

 

 

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他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叫“廖永父”，但他后来又要我写给他看，可连长教我的字早就忘得差不多了，我的指头迟疑地在地上划着，划来划去就只有“父”一个字而已。

 

 

他笑了，我忽然间很生气。因为被一个日本鬼子嘲笑不会写中国字。他笑着摸我的头，我伸手打开了——这让我想起在刘向东身边的日子。他问我父亲的事，我回答说他是“黄狗”，而又很自豪地说自己是八路军战士，那一刹那我觉得我有点像英雄了。

 

 

我不确定，但也许着种气势吓到了他。他一把捂住我的嘴，紧张地左右看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警告我再不许说这样的话。然后，他仓皇地逃开了，至少我看来是。

 

 

同样是逃，他的背影跟刘向东又不太一样。

 

 

第四天，我被接到了他的营房。因为我成了“试验活体”。

 

 

我不清楚这个叫相川艮一的医生是什么意图，但我一直没看出来他在我身上施行了什么试验。我只是一天天地坐在椅子里，看着他进进出出，扯掉沾着血的手套扔进铅桶里，“嘶啦啦”地像从手上撕下一层人皮。

 

 

但那血，是货真价实的。

 

 

我就整日地端坐在那里，闻着混合着药水味和血腥味的空气，看着艮一进进出出……我知道有好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这时间里被他杀掉了。

 

 

我的愤怒被时间磨损掉，到了后来只剩下一点厌恶。厌恶死人和血腥气，不管是八路军还是“黄狗”还是日本人，只要是死人一想到我就不舒服。

 

 

一天晚上，艮一很晚才回来，门的声音吵醒了我，我坐起来，临时搭的弹簧床发出“吱扭”一声。艮一一声不响地从黑暗中走过来抱我。我顾忌他还没扯下的带血的橡胶手套，于是怕被弄脏了衣服似的，一动不动。

 

 

“唱个歌吧。”他说。我的胸口感到他说话时吹出的气流。

 

 

我就唱了。唱的是在八路军队伍里学的歌。斗志昂扬的，满腔国仇家恨的。他居然没有阻止我，他应该听得懂歌词。后来我声音越来越大，他才让我住口。

 

 

“你娘应该教你什么歌的吧。”他嘟哝，“比如让你乖乖睡觉的。”

 

 

我想起它们花了很长时间。后来就轻轻哼起来，哼着哼着记起了一些歌词，又想起了娘。唱着的时候莫名地伤心，险些眼泪就掉下来。

 

 

“你想你娘了吗？我也是呢。”艮一叹了口气，自顾自也唱，唱的是我听不懂的歌，调子怪怪的，但有些哀伤凄凉，我听出思乡的愁绪。

 

 

我也奇怪我能从听不懂的歌词里听懂艮一的心情。

 

 

也许他也是这么知道我在想娘的吧。

 

 

我们一直这么哼唱到天亮。

 

 

艮一一直没有改变过姿势，我至今记得他抑扬顿挫的声音夹着气流贴着我的衣服颤动的感觉。

 

 

第二天早上，他站起来去扯手上的手套时，我发现血迹已经变成了深褐色。我问他，如果那天没有新到的更好的解剖活体，他会不会杀我。

 

 

他说会的。因为，那是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用精确的手段有计划地杀人。我们对唱了一夜的儿歌和乡曲后，他仍去继续这份工作。而我仍坐在那里，当着这个无用的“试验活体”。

 

 

后来我们迁了一次营地。抓来的农民少了，却后时不时有八路军。我想他们试验的结果在应用了。于是艮一不常戴着血手套回来了。他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他说他是个医生，不是屠夫。我说那一样都杀人。中国人。他苦笑着说不错，其中只有技术与非技术问题。一开始我们为类似的问题吵架，我吵不过他。他总是有许多我听不明白的话来反驳我，但又想在和自己吵架。和自己吵累了后就抱我，要我唱个儿歌。有时我不肯，他就自己唱给我听，他一动不动地抱着我，颈子完全暴露在我面前。有好几次，我想哪怕我手里的只是一把眼翳刀，也可以很容易地杀掉他。

 

 

但我只是一直惊叹于此事的容易程度，居然从没有想过真这么去实行，压根儿没想过。

 

 

不管怎样，艮一和我观念中的“日本鬼子”是不同的，尽管他确确实实是个日本鬼子，而且是个长官。

 

 

这里的日本兵似乎把我看成了艮一的附属品，或多或少带有他本人的性质，或者是怕我带菌，总之，我在这里基本是自由的，我甚至还看到了几个被关押的共产党员。

 

 

他们的反应一开始是惊喜，然后就有点怀疑，问我一个中国人怎么会自由出入在这里。我怕告诉他们自己是“试验活体”他们不信，就说是被抓来打杂的。他们继而露出鄙夷的神色，质问我为什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一天天一个个地死掉而不狂怒起来奋斗，为什么不干掉那些狗日本为他们报仇。我漠然的反应激怒了他们，他们开始骂我是汉奸卖国贼，说我被日本人的药酥掉了脊梁骨，说我为什么不殉国算了……

 

 

我跑回了营房。

 

 

那是我第一次主动扑到艮一怀里哭，以前都是他来抱我的。换他哼歌给我听，我很快地安静下来，但一想到着愈加说明那些同胞骂我的话是对的，于是又哭起来。艮一不厌其烦地安慰我，像在玩一个他看来很有意思的游戏，一遍又一遍的……

 

 

他甚至吮掉了连我自己都极度厌恶的泪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