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同性恋文学的起源及其嬗变》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omosexual Literature in China

      摘要：同性恋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同性恋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同性恋文学作品，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文学的角度都在文学史上有其研究的必要性。中国历史上同性恋文学作品可以分成抒情性的诗歌作品和叙事性的小说作品两大类。抒情性的诗歌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的时代，而屈原的《离骚》可以算是同性恋诗歌中的最重要的作品。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同性恋诗歌的重要发展时期之后，在唐宋时期因为文人士大夫对同性恋的鄙夷陷于低谷，直到明清时期同性恋诗歌又有了一定的作品涌现。叙事性的同性恋小说最早多见于富于文学意味的史书之中，同样在经历了唐宋时期的低谷之后，在同性恋盛行的明清时期出现了大批同性恋的话本和小说作品。在明清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笔记小说中有很多同性恋题材的作品，证明了此时同性恋文学对主流文学具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同性恋文学；同性恋诗歌；同性恋小说

      Abstract: Homosexuality is a kind of important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homosexual litera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literary history. There are so many homosexual
      literatures in Chinese history that homosexuality is necessary to study
      whether to literary aspect or to historical aspect.
      In Chinese history, homosexual classic can be divided into lyrics and
      narrative novels in rough. The earliest homosexual classic can be carried
      up to “Shi Jing”, therefore, Qu Yuan’s “Li Sao” can be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lyric. Homosexual lyrics developed greatly in Wei Dynasty,
      Jin Dynasty and South and North Dynasty. However, they dropped when 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came because temporal literators and
      scholar-bureaucrats disdained homosexuality itself. But some homosexual
      literatures came forth again in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At the beginning, homosexual narrative novels appeared in literary history
      records. After its ebb in Tang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a lot of
      homosexual novels came forth in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with
      homosexuality’s prevalence. Novelette album including many homosexual
      literatures is one of the main types in Qing Dynasty’s literature, which
      proved that time homosexual literature had been merged into prevailing
      literature.

      Key words: Homosexual literature; Homosexual poems; Homosexual novels

 

      同性恋在古今中外都是一种重要的性现象。这种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的散布面很广，古今中外不论在哪个文明的哪个阶段里，都有它的重要地位。第二，人数很多，根据现代性科学的分析研究，同性恋者约占社会总人口的2%至4%。
      这表明了同性恋现象有着其广泛的社会基础。第三，许多著名人士都有过同性恋的经历。

      同样的，以此三点而言，同性恋文学在整个的文学史上也是有其重要的地位的。因为其分布范围之广，可知同性恋文学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存在，只是有着多寡的不同而已。因为其人数众多，可见同性恋文学有着广泛的作者基础。而第三点则最为重要，须知，在文学的历史上，因为某个作家而起时代狂澜的现象并不罕见，文学家作为个体对整个时代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而经过现今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家都曾有过同性恋的历史或者曾经写过描写同性恋行为的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在历史的长河里，有着许多关于同性恋行为的作品存在，其中既包括了赞美同性恋的作品，也有以同性恋行为作为描述对象的作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遗憾的是，由于对同性恋行为的不恰当的认知或者说是一种对弱势群体的漠视吧，很少有人对这些作品怀有兴趣更遑论研究。而这些作品，其中有些在文学的历史上本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若就此舍去避而不谈，实在是有些可惜。因此，笔者自知学力浅薄，仍希图对同性恋文学在文学历史中的轨迹做一略微系统的阐述。
      首先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同性恋如果没有特别指明的，一般都是指男性对男性的爱恋，也被称为“男风”。女性对女性的恋情，虽有，但一直并不为社会主流所承认与接纳，而描述女性之间同性恋情的作品，可谓极为罕见，笔者因为水平及资料之限，并未能收集到此类作品。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同性恋文学”，对象均为“男风”这一范畴。

      其次，在文章的开始部分，让我们做一概念上的澄清，即，何为同性恋文学作品。在当代，由于社会接受能力的提高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爱护，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行为已经被视为正常社会之一部分，而同性恋者亦可以公开书写赞美同性之爱的作品而不用担心作品因为其同性恋的倾向而遭至读者的封杀，那些公开表明同性恋倾向的作品，我们称之为同性恋文学作品。而在历史上，同性恋行为，即“男风之好”曾经被视为有悖社会常理，仅仅是高位者奢靡颓败的消遣行为，类比嫖娼地位尚且不如。因此，很多以自述者身份所创作的同性恋作品，或被遗忘于历史的某个角落，或已被后人加以曲解以至失去其原有的含义。许多以同性恋行为为题材的作家，往往也是写史的意味大过志人而至于作品被当作史书类而非文学作品，然而在事实上，许多文辞优美的史书方志，较之专门志人的小说杂记并不稍逊。在本文中，我将尽力发掘这些部分的内容，并且在这里以我的观点，它们都可以看作是名副其实的同性恋文学作品。而有些仅仅在作品中提到“男风”行为而非将“男风”作为作品主干内容加以描述的作品，如《红楼梦》之类，我并不认为这能够算是同性恋文学作品。

      在对同性恋文学作品的概念进行了明确之后，我们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同性恋文学作品做一个轮廓上的分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者，以抒发和表达对同性恋爱情或对同性恋爱人的赞美等情感为作品主要内容的作品；二者，以描述同性恋爱情事件为作品主要内容的作品。可以看出，在这里，我是按照作品内容而非以文学的体裁作为分类的标准的，然而在事实上，这在大致上也已经限定了文学的体裁，就中国的文学传统来说，诗歌多吟咏性情，被我划分为第一类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诗歌来作为其文字的载体的，而至于第二类，由于诗歌体裁在描述完整故事上具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虽然历史上也有过著名的叙事长诗如早在汉代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或唐代的白居易的新乐府《长恨歌》等脍炙人口的叙述爱情的长诗，但诗歌这种文字载体在先天上便是擅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的。因此，中国人在长期的文学历史中发展了小说这种文字载体来叙事，而以文笔优美论，很多的史家典籍也都是极好的小说故事。而描述同性恋爱情故事的作品，大多数便都是以小说为其文字载体的，当然历朝历代的小说形式有所发展，从晋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开始到唐宋的传奇话本等等，再至明清的小说，历史的演进对于正统的文学作品或者以非正统题材的同性恋文学作品还是一体俱进的。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在漫漫历史长河里寻找一直为人所忽略的同性恋文学的作品，我将会以我对同性恋文学所做的两个分类做逐一的探讨。首先就是以抒发和表达对同性恋爱情或对同性恋爱人的赞美等情感为作品主要内容的作品。根据我的看法，同性恋文学与其他文学最大和所有的差别主要集中在所描述的爱情对象的不同，在感情的真挚方面与男女之间的爱情并无二致。

      在中国，同性恋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对最初的同性恋行为的记载是出于《杂说》中所谓“娈童始于黄帝”。
      《商书?伊训》中有所谓“三风十愆”，“乱风”是“三风”之一，“乱风”中包括“四愆”，其中的一“愆”就是“比顽童”。不过有人认为这两种记载都不十分可靠，不足为据。以后，《周书》（又称为《逸周书》，或汲冢《周书》）中也有“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武之毁也”的说法，宋代所辑《太平御览》引《逸周书》，又作“美男破产，美女破居。”无论如何，这里所说的美男，既与美女相提并论，是一个同性恋的对象无疑。由此看来，中国的同性恋无论如何在商代和周代已经存在了。

      而同性恋文学的缘起，我们同样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学作品最初的作品之一《诗经》。
      《诗经?郑风?扬之水》，其文曰：
      “扬之水，不流束楚。
      终鲜兄弟，唯予与女。
      无信人之言，人实迋女。
      扬之水，不流束薪。
      终鲜兄弟，唯予二人。
      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

      这篇作品有着明确的主题，即描写二人之间的爱情遭人离间，其一者对另一者进行悲诉。后世学者对这首诗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终鲜兄弟，唯予二人”一句上。起初的学者都认为《扬之水》乃是女性对男性的抒情之作，则“终鲜兄弟，唯予二人”只能解释为“我的兄弟们哪，都在战争中离散了，只有你我二人相依为命。”但是当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同性恋爱情的可能的时候，“终鲜兄弟，唯予二人”，又可解释为“在战争中啊，兄弟们都离散了，只剩下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则《扬之水》又是男性对男性的抒情之作了。考虑到商周时期确实已经存在着同性恋现象，因此，对《扬之水》的后一中解释还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

      其外，在《诗经?郑风》里，经常性的出现“狡童（孔颖达注：狡童者，姣好之幼童。）”，“狂且”，“狂童”这样的字眼，这三个词在当时确切的含义已不可考，但由后世通常都以此三词为同性恋者的代名词猜测，或者《诗经?郑风》即其词义的肇始，则《诗经?郑风》中的很多篇目都有可能是描述同性恋爱情的作品。如《诗经?郑风?山有扶苏》中的“不见子充，乃见狡童”以及《诗经?郑风?狡童》中的“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皆可能描述的是同性恋爱情。
      而《诗经?郑风?狡童》更是一篇完整的同性恋者向其爱恋的男子表达自己哀怨心情的作品。
      《诗经?郑风?狡童》，其文曰：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
      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
      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此诗缠绵悱恻，依依之情，溢于言表，而失恋之意，见于言外。在艺术上具有极高的价值。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篇》里对这首诗如此评价道：“若夫始不与语，继不与食，则衾余枕剩，冰床雪被之苦，虽言筌未涉，亦如匣剑帷灯……习处而生嫌，迹密转使心疏，常近则渐欲远，故同牢而有异志，如此诗是。其意初未明言，而寓于字里行间，即含蓄也。”
      可见此诗蕴藉至深。

      以上的是对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同性恋文学作品的描述，很可惜的是，上面对《诗经郑风》的见解，目前在学术界并未得到公认，在此仅聊备一家之言。而对历史上所确认为描述同性恋爱情的最早作品，乃是战国时我国伟大作家屈原的著作《离骚》。
      在《离骚》中，屈原以美人香草自喻，世所尽知。然以美人香草以喻己身之节操的说法，则是自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始。但事实上，以美人香草自喻，并非比兴，而是确实的抒怀，屈原其实是真的将自身在楚王面前自比为美人。在《离骚》中屈原深切的抒发了作为同性恋者的他对楚怀王的爱恋之情。例如《离骚》中有这样的句子：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灵修是古时女子对恋人的专称，屈原为何以此称呼楚怀王？后世学者对此多解释为屈原是以女之侍男比喻君臣之道，但对《离骚》中的这段内容是描写女子对情人的凄怨并无怀疑，只是以为屈原是以此作喻罢了。而在今天看来，更大的一种可能就是事实上屈原与楚怀王乃是一对同性恋爱侣，则此段内容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浩荡”其爱在今日看来就是指有多个性夥伴，再贤明的大臣也会认为国君如此乃是天经地义，屈原更没有理由对怀王的“滥交”感到愤愤不平。宫中之女并无政治权力，应该说与屈原不会有政治上的利害冲突，但她们嫉妒诗人的美貌，为争宠于楚怀王而不惜对诗人造谣中伤，可见屈原与怀王之间并非一般的君臣关系，而是带有性爱的成份。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这一段的叙述，以往的学者多认为是屈原以美人迟暮比喻楚国日薄西山的未来，但是如果抛开对于同性恋行为的歧视性的看法的话，可以很清晰的看出这段话是诗人对昔日风华的追思与对青春逝去的哀叹。同样，被认为是屈原在楚怀王处郁郁不得志不被重用的一段内容，同样是屈原对同性恋爱人楚怀王的哀怨自泣：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与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其中“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两句更是充分展现了被爱人中道弃捐的痛苦与无助。虽后世学者研究《离骚》时多以为此二句可能为衍文而非实指，然而从上下文语气来看，这两句中所蕴含的作者的苦闷情感是极为真挚感人的，将其解释为作者的自述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同样的情感在屈原的《抽思》中也有所表露: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
      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

      如果这两段内容确实是有着互相呼应的关系，则其为实指而非衍文的可能就大大增强了。
      在《离骚》中屈原怨怀王移情别恋，其无奈之感与梅妃怨唐明皇别情杨贵妃一般。京剧大师程砚秋演《梅妃》，唱词有“初不信水东流君王他薄幸，到如今方知道别处里恩新”，言辞虽异，表达的却是同种哀怨。虽然怀王能“浩荡”其爱而无所顾忌，屈原对怀王的感情却一往情深：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诗人仍是情深意笃，但一腔忠贞却无以抒发，而清高的个性又使他不屑卷入争风吃醋、尔虞我诈的宫帏之争，终于受到排挤和放逐，以致积郁难平，投江而死，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而凄美的一页。

      也许单一地对文本的分析并不足以让人信服一直被我们认为是光辉伟大的文学家屈原实际上是个同性恋者，但是事实上即便屈原是个同性恋者依然无损于他的清誉，即使他享誉古今的《离骚》确实是一篇吟咏同性恋爱情的诗篇，也无损于《离骚》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当然以我的观点屈原确实是个毫无疑问的同性恋者，而这一点在当代也曾经引发过讨论，但由于当时人们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性看法以及时局的变迁导致了这一争论最终没有了下文。让我们从历史上重新审视对屈原的描述。

      屈原(约公元前339～278年)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为楚辞体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著名长诗《离骚》“可与日月争光”，其它作品如《抽思》、《思美人》及短辞《桔颂》等，也都是中国文学的瑰宝。

      除了文学上的贡献与成就外，屈原也是深受平民爱戴的形象，这么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使人觉得历代史学家们肯定已对他大书特书。奇怪的是，屈原的故事历来为正史所不齿，楚国及春秋战国的典籍均不见记载，直到汉代忍辱受阉的司马迁首次将屈原的传说编入《史记》，他的生平才受到披露。但此后史学界对他又有所冷落。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批评屈原的“露才扬己，怨怼沉江”为“不合经义”，直到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将屈原的形象理想化与圣洁化，附会了当时“忠君爱国”的儒学思潮之后，端午祭日和龙舟竞水等风俗才应运而生。即使如此，在后世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他还是只字不提，可见民间所传说的屈原，是已经被后人大大地加工过的。

      1944年9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了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在当时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孙次舟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作家朱自清同情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樁历史事实……”闻一多进一步阐明了此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当时各国间战事频繁，“忠君”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像提出“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再说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所以屈原在诗歌中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多有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并不出奇。

      屈原的故事由于记载的间断而有失真实，但根据有限的史料还是不难构筑其生平。他盛年时丰姿秀美，才华超群，深得楚怀王的宠信，除了任官三闾大夫以侍奉内庭外，还被委以外交重任。后来由于靳尚之流争宠于楚怀王，中伤屈原。屈原清高的人品使他难以随波逐流，以致哀怨难平，愤而投入汨罗江。屈原的作品是其情怀的最好写照。

      综合我以上的陈述来看，屈原所作之《离骚》实可看作是中国较早而著名的同性恋文学作品了。
      此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汉朝，同性恋现象在高官贵爵中广泛盛行。以至于汉朝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至几个美男作为性爱对象，并且记入正史，史家殊不为羞。同样的社会风气一直沿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如魏晋时诸多名士多有男扮女装的，像魏明帝时的何晏、王夷甫、潘安、裴令公、杜弘治等，都以美男子而善敷朱粉、作妇人相见闻于世的。此外，一般豪富之家都以蓄养娈童乐伎作为“财富”的象征。如晋朝的富户石崇与王恺为了比谁富有，以娈童为赌注，或下棋比输赢，而输赢往往以娈童几百人计，这是骇人听闻的。

      在这样开放的社会风气下，当时的同性恋文学作品就大量的涌现出来了。较早的又较为著名的咏唱同性之爱的应该算晋时的张翰。他作有《周小史诗》，一直为后来的同性恋诗人所津津乐道并加以模仿。其诗云：
      “翩翩周生。婉娈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东。
      香肤柔泽。素质参红。团辅圆颐。菡萏芙蓉。
      尔刑既淑。尔服亦鲜。轻车随风。飞雾流烟。
      转侧猗靡。顾盻便妍。和颜善笑。美口善言。”
      在诗中，张翰对身为同性恋者的周小史极尽爱慕夸赞之能事，从外貌、行为、神态、举止等多个方面对周小史做了详尽的描述，也在描述中让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作者对周小史的爱慕之情，即以此诗论，比之那些赞美女性的著名诗歌也不逊色。
      受到张翰的影响，南朝的同性恋诗人们也大量的创作了夸赞自己爱慕的同性恋对象的诗歌。如梁时刘遵的《繁华应令》：
      “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
      鲜肤胜粉白，曼脸若桃红。
      挟弹雕陵下，垂钩莲叶东。
      脸动飘香榭，衣轻任好风。
      幸承拂枕选，得奉画堂中。
      金屏障翠被，蓝帕覆薰笼。
      本知伤轻薄，含辞羞自通。
      剪袖恩虽重，残桃爱未终。
      娥眉讵须嫉，新妆递入宫。”

      又如梁萧纲的《娈童》
      “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
      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
      翠被含鸳色，雕床镂象牙。
      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
      袖裁连璧锦，戋织细重花。
      揽裤青红出，回头双眄斜。
      懒眼时含笑，玉手乍攀花。
      怀猜非后钓，密爱似前车。
      足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

      其他如梁刘永咏《繁华》，刘孝绰咏《小儿采菱》，无名氏的《少年》，昭明《伍嵩》等，对于男风描声绘色，极力摹写，淋漓尽致。可见在南朝一朝，同性恋诗歌的创作还是比较繁盛的。

      在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南朝同性恋文学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愿意是上位者的提倡，而南朝的一些较著名的同性恋诗篇如上面所引用刘遵的《繁华应令》和萧纲的《娈童》皆是出自上层人士之手，传诸文坛，并引领了一时的风尚。事实上，这时同性恋文学的兴盛乃是乘“梁代的宫体诗”兴起之风而兴的，与宫体诗的有着类似的创作思路和艺术特征。两者都是“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帏之内”（《隋书?经籍志》），不过是春思的对象有了改变而已，一者以思仕女一者以思娈童，从这种意义上说，南朝时的同性恋文学作品大可归于宫体艳情诗之类。而这些诗统一的艺术特点就是辞藻华丽，言语颓糜，在思想性上多有缺乏，并不为历来学者所重视。

      到了隋唐时期，男风仍然流传，但受社会风尚的影响，士大夫对男风之事多持鄙夷的态度，虽然社会底层多有同性恋的行为，但为之做诗歌咏之的事情还是罕见的。到了宋朝，理学昌盛，对性的束缚愈加严重，至此，民间与士大夫阶级之间的差别也愈演愈烈，民间多有好男风者，而士大夫则对此决口不提，我们现今对唐宋之间同性恋作品的发现极少，即使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也是多散见与笔记小说中略微的提及。
      同性恋文学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可称为高潮（此高潮仅与同性恋文学以往的状况相比，非主流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在规模是始终缺乏可比性的）的是在明清两朝。士大夫多有好男风者，因此明清时期关于同性恋的文学作品较前代大为丰富。至于明清同性恋行为在士大夫之间盛行的原因我们或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解释。有明一代，严刑竣法，罪至流徙，则妻孥子女皆没入官，女的成为娼妓，男则成为‘贱民’；比较面目姣好的，则拨充一些权贵之家作为厮役奴隶，或是由这些权贵家庭出资竞投，因为他们本身的自由已被剥夺，而且一切皆隶属于主人，对主人的命令是不能抗拒的，也就可以随便将他们加以享乐。……每逢一次大狱兴起，往往也就是购买娈童的机会。这为高层施行同性恋行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而在普通士子来说，“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可见明代男风在士子间的盛行主要是处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嫖男人和当时的法律没有抵触；二是嫖妓女要花较多的钱，并非一般儒生所能承担；三是男人之间的亲密行为，妻子往往不加追究，有时也无权过问。这样，男风就普及起来了。而在清代同性恋的盛行一者是继承了前朝的风尚，一者是因为清朝刑律中有一条规定是官员禁止嫖妓，违者入狱。而同性恋则成为这一时期一种合法的泄欲方式而得以在士大夫间流行。

      在明清时期同性恋文学的创作方面，受文学大环境的影响，小说代替了诗词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同性恋文学的创作也转为了小说为主，多以撰写同性恋爱情故事的小说为常见，但这一时期也有着同性恋的诗歌传世。如由明入清的著名画家、诗人吴梅村，就曾经对明末社会名流争相狎玩戏子之风做了一首诗《王郎曲》，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
      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
      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
      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声俱息。
      移床倚坐看王郎，都似郎与不相识。
      往昔京师推小宋，外戚田家旧供奉，
      今只重听王郎歌，不须再把昭文痛。
      ……”
      也算是一种写实性的叙事诗吧。
      到了清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也有着有同性恋喜好的，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就是。他和身边的几个僮仆还有其他人士都相好过，这种爱好一直维持到他老年的时候。他在《板桥自叙》中说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然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耳。”这一段话说得很坦率，他也看透了，他已老了，还愿和他搞同性恋的人不过是为了骗他的钱罢了。他有个僮仆叫五凤的，死了多年以后，他看到一个在前面“喝道”的衙役很像五凤，黯然神伤，回忆过去一直料理他的生活、受他宠爱的五凤，写下了《县中小皂隶有似故仆五凤者每见之黯然》的诗，其中有着
      “口辅依然性亦温，蹉跎吮笔墨花痕，
      可怜三载浑无梦，今日舆前远返魂”
      “乍见心惊意更亲，高飞远鹤未依人，
      楚王幽梦年年断，错把衣冠认旧臣”
      的句子，表明了他很深的同性恋情感，单以文字和情感而论，这首诗也是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的。

      以上是笔者对于历史上同性恋文学诗歌方面的归纳总结，由于学力所限，而同性恋诗歌又未曾大量的涌现，只是散见于各诗词歌赋的集子里，笔者也未能尽收，在此仅能以一些比较著名和典型的例子加以举例希望能够对历史上同性恋诗歌的发展做一脉络较为清晰的概述。接下来，我将就我国同性恋文学历史上另一典型的文体类型做一分析，这就是叙事性较诗歌更强的散文小说。

      事实上，叙事性较强的同性恋文学作品最早应当是见于我国的史书。在《战国策?魏策》里就有这样的故事：“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大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这个故事很有名，以致后人称同性恋为“龙阳之好”。这个故事可以看做是对同性恋的最早的文学性的叙述。

      在《战国策?楚策》中的安陵君也有类似情况：“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君无咫尺之地，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王过举而色，不然无以至此。江乙曰：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宠臣不避轩。
      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则奈何？曰：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曰：谨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复见曰：臣所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计，臣请不敢复见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间也。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牛”旁加“羊”）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一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
      安陵君泣数行下而进曰：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说，乃封坛为安陵君。”
      所以，后来同性恋又被称为“安陵之好”。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叙事文体的稀缺，，叙事类同性恋文学作品在除了史书中偶尔的记载之外，今人已很少能够找到。在史书的记载当中，又多以人物传记中提及到的为多。如《南史?长沙宣武王传》记载：“王韶昔为幼童，庾信弃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侍酒。后韶为郢州刺史，信过之，韶接待甚薄，信不能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又践蹋肴馔，直视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异畴昔。’宾客满座，韶甚惭耻。”
      这是庾信乘酒兴揭王韶的老底，当众侮辱，王韶是很难忍受的。还有，《南史本传》记载：“王僧达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甚昵。确叔父永嘉太守休属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避不往。僧达潜于所往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埋杀之。从弟僧虔知其谋，禁诃乃止。”
      为了对方不再和自己搞同性恋了，竟掘大坑要埋杀对方，这真是狠毒之至。从古代至今
      有不少因失恋而杀人事，看来在同性恋这方面也是一样。这也说明了，同性恋除了对象的转变为同性而外，其余一切用情的方法、过程、满足等等，可以说完全和异性恋没有二致。

      而《南史》中这些短小精悍的文字，与同时代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可谓相映成趣，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时人的生活状态，单就文字而言，这些记载也与《世说新语》不相上下，可见其在文学上还是有着一定的价值的。

      唐宋时期士大夫对于同性恋多持鄙夷态度，这一时期创作的同性恋文学作品也很少见，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后世的以同性恋行为为创作素材的话本小说往往以唐宋时期知名的一些同性恋事件作为故事的题材。例如《薛刚闹花灯》中描写长安一浪子薛敖曹“自幼父母俱亡，家私消耗，不务生理，唯有终日赌博，与一班光棍往来，因他有几分姿色，屡屡被人鸡奸。他吃惯了双皮，荡惯了街子，也不分皂白，凡僧道盗贼，概皆相好……”又说到“武三思见他生得白净，一时心动，是夜就叫他同睡。”
      这便是取唐武周时一段著名的公案做的文章，武三思就是武则天哥哥武元庆的儿子，薛敖曹以后也成为武则天的面首。这些人生活都很放荡，男人和男人之间，或是嫖人，或是被嫖，集流氓、无赖、浪子、男妓、嫖客于一身，这也是那时社会风气的一个侧面。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文学潮流的发展，大量的文人拟话本和文人创作的小说开始出现。其中有不少就是讲述同性恋故事的，如上面所引用的《薛刚闹花灯》便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诸多话本故事之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大有关系。明清时期男风盛行，狎优、蓄小官之风大行其道，甚至有男妓院。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描写男色的书籍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代的笔记小说也多少记录了有关的内容，连当时的一些色情文学也免不了在男欢女爱之外又加上些男欢男爱的情节，甚至于流传后世的经典名著都对这种风气有所反映。

      在这些作品中因其全以同性恋故事为创作主题而分外引人注目的作品有以下一些：《弁而钗》、《宜春香质》、《龙阳逸史》、《品花宝鉴》。其中《弁而钗》共分四集，分别以《情贞记》《情侠记》《情烈记》《情奇记》为题，各演一同性恋故事。《宜春香质》分“风”、“花”、“雪”、“月”四集，一集叙一故事。《龙阳逸史》是专门收集龙阳故事的话本总集。《品花宝鉴》则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绝无仅有的一部描写狎优之风同性恋的长篇小说。以梅子玉和杜琴言的神交情思为主线，写众名士与八大名旦的交往。比较广泛的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狎优现象。

      又有一些作品是属于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集子里有若干篇专写同性恋故事的，如《十二楼》（又名《觉世名言》）之《萃雅楼》，《无声戏》之《男孟母教合三迁》——这两部都是李渔之作。明清时期市民阶层发展迅速，出现了“萃雅楼”中那种比较平等的关系（不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凌辱、亵玩，双方地位平等），但是同时封建等级制度如影随形，“萃雅楼”中的好梦不可能长久。《男孟母教合三迁》反映了南方福建一带契兄契弟的风俗。我国著名的文人拟话本作家冯梦龙也在自己所著的《情史》中收录了历史上有名的同性恋故事，如龙阳君、弥子瑕等人的故事。

      比较令人惋惜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同性恋文学作品中文笔优美的不多，社会和文学价值并不是很高。如《弁而钗》、《宜春香质》、《龙阳逸史》之类多属于猎奇猎艳的作品，虽讲述的是同性恋的爱情故事，《弁而钗》在主旨上反而以卫道士的角度对同性恋的行为有所批评，当然，纵观同时期内被封为禁书或未被封为禁书的艳情类作品，作者大多会在书中抒发一回反对这类行为的言语，大抵不过是为了减少道学家们对自己的批评而写的吧。《宜春香质》和《龙阳逸史》则是猎奇类的小说，取前人中较闻名的同性恋故事作一传奇故事在艺术水准上并无甚可说之处。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水平上最高的是《品花宝鉴》，其书作为该时代的长篇小说之一，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文笔上均有所建树。尤其《品花宝鉴》的写实风格，对我们研究该代的风俗人文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清代文人笔记小说流行，最著名的两部文人笔记小说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都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可见当时文人旨趣对同性恋并非持排斥的态度。在《子不语》“双花庙”一节中记载了两个美少年搞同性恋，有个恶棍要奸污他们，他们抗拒被杀，邑人怜之，为之立庙。
      《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三”里记载了同性恋者伶人方俊官年轻时在京师为官宦文士所痴迷到老却无人关心的故事，在记载中当时人倪余疆还为方俊官作诗慨叹“落拓江湖发欲丝，红牙按曲记当时。庄生蝴蝶归何处？惆怅残花剩一枝。”以为纪念。
      当时文人做小说时多有以同性恋故事为题材的，就算并非同性恋小说的《红楼梦》中也有关于“男风”的描写。这些都足以证明，在明清时期同性恋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已经开始有融合的趋势。

      中国历史上同性恋文学发展的轨迹大略即如我在上文中所述的那样，分由抒情性的诗歌和叙事性的小说类分别传承，但均可以向上追溯到文学最初的发展阶段。历史上由于对同性恋的一些不恰当的看法，导致了在文学史应当得到重视的同性恋文学至今缺乏必要的研究，而事实上，同性恋文学作品无论是从其文学创作的水平上还是对各代文学主流发展的贡献上都是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的。因此，虽学力有限，我仍然在这里就我所掌握的一些同性恋文学的资料对同性恋文学的起源与演变做了大略的框架性的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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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而钗》 四集二十回 存　笔耕山房刊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题“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奈何天呵呵道人评”。
      《宜春香质》 四集二十回 存　笔耕山房刊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题“醉西湖心月主人著”。
      《龙阳逸史》 作者不详　《在园杂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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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说法出于清朝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里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下有注说，“钱詹事辛楣如此说，辛楣能举其书名，今忘之矣。”纪氏称“杂说”，好像也引着一种记载，又说同时人钱大昕（1728-1804）能举其书名，又像别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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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诗经?郑风》中的某些篇目可能是描述同性恋爱的最早的较权威的提法是由已故的著名学者潘光旦先生在《中国上古文献中的同性恋事例》一文中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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